最近两三年，地方性话题在文坛重新回归，“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文学新浙派”成为新的文学潮流，批评家们亦在用地方性来召唤文化的多样风格与新的活力。而提到地方性、地域文化传统，不能绕过的一位作家是当年举起“寻根”大旗的韩少功。自从韩少功 2000 年回到湖南汨罗阶段性定居，围绕着韩少功逐渐成长起来一批活跃的、不容小觑的作家们，有批评家将之命名为“汨罗江作家群”。这个由韩少功影响、生长于汨罗的作家群落，有怎样的文脉？他们的交往风气与时下文坛气候有何不同？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内陆村落的写作群落如何理解地域和他们写作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来到汨罗八景洞，对韩少功做了一次访谈，以期与远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的地方性讨论形成遥远的呼应、对话。

一、一以贯之的汨罗文脉：

“我一直记得他的一片好心”

刘启民：韩老师好！我最近在做有关汨罗江作家群的研究，想就着这个已经产生不小影响的文学现象，连同当下比较火的文学地方性话题，跟韩老师做些交流。首先就汨罗这个地方的文脉谈一谈。韩老师2000年回汨罗阶段性定居，给当地文学青年们心里扎了强心剂，汨罗江作家群的形成跟您有较大的关联。想先请您回忆一下，您自己的文学生涯是否受到过汨罗或湖南的老辈作家的提携？

韩少功：康濯这个人是可以谈一谈的。我收入到《人生忽然》里的一篇文章就是写康濯的。康濯也算是汨罗作家，正儿八经的汨罗人。他对后辈作家很关心。他干干瘦瘦的，但是记忆力特别好。底层的青年的作家他见到的，他们作品里的情节、人物，这些他都记得住。

我下放的汨罗八景，离他的老家毛家河很近，不到十里路。我们去北京开会时住在一起，就聊一些汨罗的事情。他对我很亲切，说，“我就是汨罗的啊！我们以前那个地方叫‘湘阴’”。

刘启民：您说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吧？

韩少功：是的，80年代，那个时候我也算青年作家。康濯当时也才50多岁，但在我们眼里就是老头了。当时康濯做的两件事情，我印象比较深。

第一件事情是关于我写的《月兰》。这个小说在全国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但争议也很大。这篇小说最初由《人民文学》王朝垠来做责编，当时他是刊物的副主编，现在去世了。他是湖南人，与我有联系，把小说推荐给编辑部的同事。后来他告诉我，两位女编辑都看哭了。他们的主编是李季——《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拍板决定发《月兰》，还是冒了一点风险的。当时全国范围内正在评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月兰》的读者投票排名很高，我记得应该至少排在前十。

康濯私下找我，跟我表示，“小韩你这部作品虽然已经发表了，但是以后收到集子里的时候，内容恐怕还是需要修改”。我当时年少气盛，也没有在乎，只是口头答应。康濯后来急得不得了，见我没有动静，亲自给我改，写了1000多字“光明”的尾巴。这件事还是挺有趣的。他实际上是在保护青年作者，别惹出什么麻烦，我一直记得他的一片好心。

另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提“寻根”时康濯的关心。“寻根”刚提出来时，他很积极地支持，他说乡土、传统里面很多东西都是很有趣的。他还问过我：“你知道为什么上厕所叫‘解手’吗？”我说不知道。他说，古时候湖南处于偏远地带，是押送犯人必经的地方。那时的俘虏、犯人都是用绳子捆着，一串一串押送。如果犯人路上需要上厕所，只有解开双手才能上，“解手”就是这么来的。

刘启民：“解手”是只有湖南方言里这么说，还是全国其他省份也有这种说法？

韩少功：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说法吧。“寻根”后来也在全国引起了很大争议，当时表示理解的作家微乎其微。一般的文化界人士都觉得，寻什么根啊，现在要搞现代化，把那些陈谷子、烂芝麻挖出来，有什么用？当时有一位前卫批评家在北京的一个大会上表示，“这个根我们斩断都来不及，这是一条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毒根’！”这是在进行公开批评。这个时候康濯又着急了。“少功啊，以后你们这个‘寻根’，就少说一点，好不好？”这位老人非常善良，他老是担心年轻作家们出什么事，这就是我对康濯老前辈的印象。

我到汨罗来的时候，我就变成“老人”了。他们这些汨罗当地的年轻人都很有活力，比我要 强。我2000年回汨罗，其实才40多岁，但乡下人习惯把你叫老一点，叫“韩爹”，就是“韩爷”的意思，表示尊敬，把辈分提高一点。

二、最好的写作课：

“有氧”环境中的同行切磋

刘启民：那您对汨罗当地这些比您小一辈的作家们，是什么印象呢？

韩少功：现在他们这些人，包括文治、绍东、建华等等，都很好学。我不太清楚汨罗这个地方的风气为什么跟别的地方不一样。文风还是非常盛，很多地方都没有这些文学爱好者了。我来之前，他们已经有一个圈子。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就开始做文学社团。2000年我来到这里之后，又给他们增加了一点温度、一点热度，经常跟他们走动。

在这里，不仅是我给予他们帮助，他们反过来也在帮助和支持我。比如潘绍东。绍东的特点是喜欢钻研语言文字，他很讲究这个，经常给我指出错别字，说：“韩爹，你这里有一个字错了。”

刘启民：我听舒文治老师说，您新作刚写出来的时候，会先给他们看。《修改过程》刚写出来的时候，您先把电子版发给舒文治、潘绍东。他们一般都会把最真实的感受第一时间反馈给您。《日夜书》也有这样一个给他们看然后再调整的过程。

韩少功：我也想听一听反应，有时候还是半成品就拿出来了。我的作品往往会有初稿、半成品、成品这么一个过程，总是要在圈子里先找大家提提意见的。

刘启民：我听舒文治讲，学习您新出炉的作品对他们意义很大。从您一开始的稿子，到最后改毕、出版的正式版本，中间差别很多，像书名、结构、人物设计等等。他们会拿着几个版本来比较，一起琢磨为什么要这样改。他们也向您提过参考建议，比如用词方面。

韩少功：对，他们会给我提出很多很好的意见。比如说，我的文本里有一处写到一个农民送我两个巨大的鹅蛋，我用了“硕大无朋”这个形容。绍东就告诉我，既然是“无朋”，就不能有两个，只能是一个。这一个词我印象很深。

这是一种很好的风气。我经常告诉他们，文学其实没有什么老师的，文学写作不像读博士或硕士，要有导师。最好的文学写作课其实就是同行之间的切磋，这是学习创作最好的方法。学一大堆理论是没用的。学习创作涉及的是具体细节的处理等问题。

刘启民：您在汨罗，在与当地文学青年的交往中汲取营养外，这里的环境、当地的村民对您的写作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韩少功：如果老是待在城市里，我觉得我的写作会困难得多。回来以后，不仅时间变得充裕，精力变得充足，更重要的是我回到这个生活环境里面，感到“有氧”了，能够缓过气来了。其实作家不要扎堆、不要老是聚在一起，但是一定要与文学圈外的生活保持广泛的联系，这是他的营养来源和根基。作家要和文人之外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中的人多联系、多交流。

回到汨罗来，我如鱼得水。我的思维会活跃很多，获取的素材和感受更多。有很多东西你是编不出来的。我们有时候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虚构能力，我们当然需要想象，但它一定是要有依据的，是要有现实的经验作为依托的，由此再进行想象。如果没有这个根基，采取闭门造车的方式，既累、效果也不好。你看文治写的《来神腔》，讲基层干部，没有基层生活经验，你没办法编。我不害怕你的想象力，你是80后、90后或者00后也好，因为我们不同代际之间的生活经历是不同的。文学最终还是需要落实到人物，人物必须得写得结结实实，要写得硬邦邦的，这才是创作的硬道理。把人物写活、写透，仅靠有限的想象力是不可能的。

对一个写小说的人来说，你的生活环境特别重要。对于年轻人来说，写诗歌可能容易一些。不需要有很多社会阅历，也可能写出好诗。但是写小说我就不相信有这种天才。写小说一定要是中年以上，一定要有生活体验，这个底子要打好。

刘启民：汨罗江作家群多是基层与业余写作者。逆舟在打工，蒋人瑞是精神病院的医生，吴尚平现在是自由职业者。这些人确实都有着丰富的现实经验。

韩少功：这些作家都是生活经验丰富的作家，他们写作中也会有问题，就是把握生活和驾驭生活的眼光和高度有时不够，他们往往过于沉溺其中了。在写作的时候，需要你能够跳出来，要能入乎其内，也要能出乎其外。有时候要从另外一个层面去理解、感受、把握和驾驭你的生活。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知识眼光。“上要接天，下要着地”，就是这个意思。对于底层作者来说，他们可能存在的缺陷是“上不着天”。我指的是整个人类的知识视野，并不是经济学家或是植物学家那种特别具体的知识，而是一种大的、哲学性的把握，这个视野是需要的。

所以我会以我的创作经验、教训，为这里的年轻作者提供一点借鉴。不是以开会的形式，就是闲聊。比如针对某个问题引出话题，产生一种浸染式的交流，这种交流的效果是最好的。

刘启民：我得补充一下汨罗作家们的意见。舒文治就告诉我，您对他们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您回汨罗阶段性定居有20多年了，一直关注他们这批作家的成长，并且在他们进步的每一个关键阶段，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潘绍东告诉我，当年他其实已经不准备写了。但是在您的推荐下，《歌郎》在《北京文学》发表，把他的很多热情又调动起来了，又把他“救活”了。他们也经常找您聊自己的作品，把写好的作品给您看。您总会看得特别细，每次都会提出一些特别具体又到位的意见。

韩少功：其实也都是个人之见。所以每次给他们说完意见以后，不能落下一句——“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又因为我自己做过编辑，有时候会给他们做些判断，帮助他们走自己的创作之路。

刘启民：这个经验对基层写作者其实很重要。他们没有太多路径，靠自己瞎折腾而没有领路人，找不到出路的话，很容易就放弃了。

韩少功：作家的自信心其实需要一些小的成功来维持，推动他继续写作。一直不成功的话，就会失去信心。所以我需要给他们打打“鸡血”。当然有时候，也得给他们泼点冷水。需要掌握这其中的节奏。我们都是过来人了，特别能理解基层写作者的心态。写作时的心态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些汨罗的作家形成一个小圈子后，成长速度会比较快呢？他们互相感染、互相激励，也有竞争上的压力，这种比较好的写作风气让他们一簇簇地出来。

三、气候的形成：

在雅正风气中慢慢酿造

刘启民：以集群的形态和方式冒出来的作家群，在当下的文化环境里已经不多见，有点古典意味。

韩少功：是，我有时也在想这个问题，也没有想太清楚，为什么作家们有时候会一团团地出。古代也是这样，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等可能就是在一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圈子或小气候，它是起作用的。在这种小气候里面，就会互相感染、互相激励和启发。但这些都是文章之外的事情，是发生在文本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单从文本上是看不出来的。

刘启民：我自己的感觉，汨罗基层文学青年之间的良性切磋、交流的文学气候，是很少见的。我在学院里待的时间很长，是另一种气候。学院里，个人主义特别强，都是在单打独斗。我觉得可能还是跟在城市中竞争性文化过于浓重有关。

韩少功：好的文学气候的形成，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人品和品格。你要建立一个圈子，如果互相之间很不坦诚，大家都在打小算盘，都是抱着做生意的心态，这个气候是形成不起来的。我觉得在这方面，汨罗倒是有老传统。比如汨罗老作家甘征文，我们俩算是同代的作家，一直都以很坦诚的方式来往。

刘启民：是的，汨罗这种气候在基层的县市里也算是很突出的。

韩少功：我跟甘征文在汨罗文化馆的时候就是同事，后来就是几十年的朋友，都是相互学习、鼓励。汨罗人比较厚道、老实、实诚。他们这个圈子，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一定是有一个纽带，这个纽带就是彼此的信任和相互支持。

刘启民：其实在我们后辈看来，包括在我个人跟汨罗江作家的交流里，都觉得这个纽带就是因为甘老师和您传递了好的文风。您常年在这里，作家们都很尊重您，您的做文、做人的方式，无形之中给他们起到表率作用。

韩少功：可能吧。湖南的这些同辈作家，大家都是朋友。昨天来汨罗的何立伟、蔡测海、水运宪，都处得不错。在这种氛围下，才能产生有效的交流。没有这种气氛，没有为人的基本原则，是交流不起来的，或者说交流的效益是很低的。

我觉得一个作家，还是要在周围建立起三五个人的小圈子，里面是志同道合的人。这些人，就是最好的老师。要去北京和上海找老师，条件也不容许。我是觉得，有时候身边这些同道、文友，比那些老师还管用。但现在有一些基层的作家，在这方面可能也面临困难，找不到这样的人能跟他交流创作、共同学习。

我们每次在一起的时候，主要的话题都是你写的什么内容，你遇到的问题和障碍在哪里，这个题材是否可以写。有想法的，也可以拿出来交流。比如前阵子魏建华就说他想写个“造屋记”。这都是一些很纯粹的文学上的切磋。我们这个小小的汨罗，还有一帮人在一起谈论文学。这确实已经难能可贵了。不断地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去探讨这些问题，这才是文学应尽之责。

我觉得非常幸运的事情是，在汨罗，我的这些“小哥们儿”都把文学当作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而且都不愿意过多地去追随潮流，大家都有比较坚定的想法。我经常跟他们说，每个人都有长有短，要尽量地把长处发挥出来。这是你要去做的事情。不要今天追逐这个时髦，明天追逐那个潮流，那样的话反而会走弯路。若要追问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风气，其实还真不太好解释，就是在平时细微末节、零零碎碎的交流之中，大家慢慢地、逐渐地酝酿出来的。文学还是需要热情。作家还是要对创造人物有热情，要由衷地热爱笔下的那些人物。

四、文学的发生：

每一次都是新的创造

刘启民：我在面对汨罗江作家群现象的时候，自己内心会有困惑，想跟韩老师交流交流。现在看，文学活动做得比较热闹的基本是一线大城市，像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有资源，还有大量的文学从业者和文青——他们是文学的受众。文学批评的中心也在这些地方。但是，汨罗江作家群真的就是一个反例。这里有最纯粹的文学，有最活泼和正气的文学，在文学品质和风格上，走的是中正的路子——关注底层，关注现实人生。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事？或者说在一个文学的丰富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资本聚集度的时代，文学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发展需要哪些条件？

韩少功：应该说都市、乡村各有各的生活面貌。作家生活在其中，也各有各的生活感受，各有施展文学才华的天地、空间，这是没有问题的。也有一些作家说，写乡土没有什么前途了吧？但是你要知道，越是没有的东西、消失的东西，它的价值往往就越高，物以稀为贵。我写汨罗的《山南水北》，那是我卖得最好的一本书。读者可能有个什么心理呢？——有时候越是失去的东西，我们就越怀念它。这个里面是有辩证法的。

老百姓特别喜欢看宫廷戏。实际上，对老百姓来说，宫廷与他们的生活经验完全无关。但就是因为没经历过，就越好奇。我跟格非说，如果用“镜子说”来理解文学，所谓的反映现实，只有城市那就只反映城市，那样理解太机械了。文学的生长背后不是这么个规律。何况我们中国现在应该还有一半人在农村里面，而且我们的城市人口，多也是农二代、城半代。我的父亲就是城半代，他年轻时候在农村，后来进了城。我是少年在城里读书，后来就下到农村了，也是城半代。真正的城两代是很少的。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很多人，虽然住的是城里的房子，穿的是城里衣，但是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还很农村，所以不要过于机械地划分城市和农村。

当然，我们的媒体都在城市里，可能有城里人的偏好，但是不要紧。放开眼界来看，文学生产确实就是丰富多样的文化创造。我完全不排斥城市题材。我特别反感分什么工业题材、农业题材、商业题材、教育题材等等。其实只要写得好，就都是好题材。关键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写好。

刘启民：您刚刚是从作者的角度、从写作内容的角度说的。如果从文学发生的角度，您觉得，一个地方文学的兴盛，可能会有哪些因素在起作用？

韩少功：这个可能没有什么规律。每一次文学兴盛其实都是重新地创造，会有各种因缘聚合。很多时候可能是我们不自觉的因素，甚至是我们都意识不到的因素，一下子就推动了。我去托尔斯泰的故居参观，富得不得了，大庄园、大宅子。泰戈尔也是。这些人都是富二代，竟然对文学也如此严肃。

刘启民：富二代竟然会爱文学。

韩少功：是，这些人文学创作很出色。我们历史上皇帝当画家的、当诗人的也不少。所以说，硬是要总结一个规律，文学什么时候兴盛，什么时候衰落，还真难。可能就是每次历史中不同因素的组合，刚好碰上了就碰上了。因此每一次文学的兴起，都需要创造。

但是对于个人而言，倒不必考虑那么多。我爱好，我写好了，我快乐。要是老想着自己的历史定位，可能反而写不好。作家最好懵懵懂懂。他有时候需要想很多，但有时候就别想那么多，那反而是好状态。需要既聪明又傻。

五、作为载体和调色板的“地方”

刘启民：对于汨罗江作家群，我还有一个疑问。您在汨罗的一次会上好像对这个提法有些保留。关于以地域来命名作家群，您的态度是怎样的？

韩少功：这个可以提，但是需要把握好分寸，不要过分。这是一个事后的总结，而不是预先的设计和规划。在事后对于这个现象加以描述，找一些角度去抽丝剥茧地分析，这个是可以的。在撰写这种文章的时候，在措辞上都要留有余地。在描述这种现象时，要用比较妥当的措辞把复杂的写作情况交代清楚，如实客观地去展现。不要炒作概念，不要搞派别之类的东西。原来那些“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的说法，我觉得都太板了。

地域因素，像生活面貌、民情风俗、人脉关系，这些会对文学创作产生一定影响，但不是全部的影响。影响创作的因素太多了，尤其是在当今现代化的社会里面，交通、资讯如此发达，创作者与外界沟通交流的通道非常多。现在在一个地方写作，成长环境绝对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一定是朝着外界开放的。所以在描述地域的时候，要有一种批评技巧。

刘启民：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当下我们谈地域性与以往不同的地方。在一个现代社会，无论是人、资讯还是思想，都处于一种高速流动的状态。这跟80年代前不可同日而语。所谓“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那时候的人基本还是固着在土地上面，跟传统的乡土空间还没有拉开大的距离。

韩少功：是，你如果要写文章，就可以把这一点用一段话单独叙述出来。你要和以前的划清界限。现在的地域生活都是很有弹性的，地域到底是地理的、文化的还是经济方面的，都可以再思考。而且文化、经济等很多因素本身也处在流动之中，可能地理环境和方言环境还算比较固定，但是现在方言也被普通话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刘启民：汨罗这个地方，可能文化因素对作家的影响比其他地方强一些。汨罗作家们的小说总体都关注现实生存问题，关注底层，多少有楚文化的色彩。而且这种倾向，跟当前整体的文学朝向不是很一致。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这些作家多少带有一些现代主义的元素，在一个内陆地区，这么多作家都是这种风格，可能也与汨罗的楚文化有关。

韩少功：我觉得汨罗作家们的写作是一个现在进行时，还在变化，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还不知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对一个地域的文艺群体应该保持这样一种比较谨慎的、开放的、弹性的观察，在做研究的时候要注意。

另外，他们的文学态度基本上还是一种经典的文学态度，反映现实、探索人性，走经典文学的路子。其实一个群体最好的状态就是多样性。只是这种多样性对于写评论和做研究的人来说，难度会更高。一个怪异的作家出来，也不好往哪里搁。不要紧，我们就是鼓励这种八仙过海，鼓励各有各的不同。

刘启民：巫楚文化也是有这种特性，就是很异质，跟主流并不完全保持一致。

韩少功：我觉得你的研究还是应该跟过去的地域文化与地方性文学的研究方式、概念划开界限。你是一种新的、现代的对于地域文化的观照，而不是“荷花淀派”“山药蛋派”那样的命名方式。客观现实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的研究方法也要有所变化。这样一下就站得高了。虽然还在谈地域文化现象，但是需要站在新的方法论上。

刘启民：我博士阶段做过“茶子花派”的研究。这个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于湖南的作家群落，在湖南谈还好，但感觉在全国要得到认同还是很难的。怎么在文学圈子里讲好地域？我自己也在思考。这次做汨罗江作家群的研究，我是想在五六十年代湖南的作家群落和当下湖南这个最典型的作家群落之间做一些对比、对话，突出后者的当代性。

韩少功：你可以这样表述，在这个群体中，每一位作家都非常不想当一个汨罗作家，都野心勃勃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站在人类的中心在写作。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共同点。

地域带来的所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都只是一个载体，一个调色板。他们希望自己的作品属于全人类。你要使用这种语言来表达你的思考。那读者可能感到困惑，你是在谈论地域吗？好像不是，但又确实是。这的确就是能总结出来的他们的共同气质。

刘启民：这背后也是辩证法，所谓的地域空间，就只是一个载体，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流动的加快，越来越只是一个载体。

韩少功：对，地方性背后就是有辩证法。如果“茶子花派”的人都想着写周立波式的东西，就无法创作出有风格的作品。汨罗江作家群更是这样。地域空间只是一个载体和调色板，它并不意味着更多。作家们从这里进入写作，这里是他们文学人生的入口，远远不是出口。这些汨罗作家从这块土地上进入，从家乡邮票大的地方进入，但是他们的出口是整个世界，这样才会有健康的、有生机的文学。在你的研究文章里，你就说，“我们只是来描述这个入口。至于出口是什么样子，我们等着看”。

刘启民：是的，韩老师最后用非常形象的文学化的总结，把我们对当下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的讨论提到一个高度。我回去好好揣摩。最近两三年，地域性话题又变成了热点，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像过去那样谈，研究作家群相同的题材、相同的语言风格，其实没什么太大意思。

韩少功：其实把地域性理解为一个单纯的中介性的东西，更符合文学的规律。像福克纳，他就写家乡邮票大的地方，但他的出口就是世界，他触及的是整个人类的灵魂。作家们也要有这种定力和心态，你就是地球人，你站的位置，就是人类的中心。

作者单位：

韩少功 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刘启民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