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敏，著名作家，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您有什么阅读习惯吗？

夏天敏：小时候我因左眼一度失明，没有考取初中，恰值昭通地区机械厂要办一个半工半读的学校，我就进了这所学校。我那时爱看书，找到一本书或者借到一本书简直欣喜若狂。借书是有时限的，说好两天或者三天还书，到时一定要还的。我常常坐在我们那马厩改造成的大宿舍里看书，几十张床之间，有的在吹笛子，有的在吹牛，更多的在打扑克，沸沸扬扬，热闹无比，这就养成了我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看书的习惯。看书并不妨碍别人，可也有人不高兴，大家都在瞎混，只有你不瞎混，装什么装？于是就有各种讥讽和嘲弄，于是就有孤立和打击，我依然我行我素，依然不停息地看书。

您在很多作品中谈到自己身体多病，生病时阅读是否对您有很大帮助？

夏天敏：有一次厂里组织学生植树，树种好了，要为树浇定根水，需要有人下到水塘里舀水，那时北风正吹得紧，站在塘边人都冷得打哆嗦，大家正犹豫，我抢先跳到水塘里去了。那时正是学雷锋的时代，我在水里机械地热情不减地舀水、抬水，不顾双脚已经麻木，不顾全身酸疼，双手已不听使唤。当天晚上我发起了高烧，最后落下终身残疾暂且不说，在经历了和死神的抗争之后，活了下来。出院重返机械厂，厂里的一个年轻工人李鸿森分管我们，他把我留了下来，让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有一天我看见俱乐部的一个正方形的天窗豁着，突然生出想上去探探的想法。我搬来凳子重叠起来，那时的房子只有一层，并不高。爬上去，上面黑漆漆的，一股股尘封已久的灰尘扑面而来，呛得人直打喷嚏，待视野逐渐适应后，我看见了一堆堆的书，散乱地堆在顶棚上，我欣喜若狂，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看见一堆食物，不敢多拿，提了一捆匆匆下来，那些书是“文革”开始后查封的，里面有十七年文学的书，《青春之歌》《林海雪原》《三家巷》《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等等，也有外国文学《普希金诗选》《雪莱诗选》《拜伦诗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拉尼娜》《静静的顿河》等，当然还有一些古典名著《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等等，更多的是些技工方面的书，想必是当初俱乐部针对阅读对象采购的书，我挑出自己喜欢的文学类书籍，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当然是在晚上，白天是不能看的，这些书当时是禁书。

后来您先后去鲁甸文化馆，那时的阅读是怎样的？

夏天敏：70年代末，我调到鲁甸文化馆，这家单位是没有独立的房屋的，只有两间房，大的一间是图书室，小的一间是借阅室兼财务室，我被分到图书室里住，至于有一间房是后话，当时领我去的人说委屈你了，没有房，你就住这里吧。我一看是图书室，满架满架的书立地而起，积满厚厚的灰尘，一股浓烈的只有仓廪才有的陈腐味扑面而来，我惊呆了，狂喜之情溢满胸间，饥不择食地拿起书，这本翻翻，那本翻翻，弄得满头满脸的灰，直到天色暗了下来，肚子饿得不行才停下。

后来，春风吹拂，冰河裂隙，书店里的书逐渐多了起来。后来我也有了几架书，却再也没有这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书也在看，却挑剔了起来，再也不是见什么读什么，这使我想到在饥饿年代，我到父亲在的乡下供销社，那里有凭票供应的红糖，是很金贵的，我天天去偷来吃，一扇红糖装在口袋里，躲到无人处大口大口地吃，一个夏天的暑假不知吃了多少红糖，后来父亲发现红糖少了很多，心里很着急，知道是我吃的也奈何不得，只得想办法弥补。现在各种糖、红糖、冰糖、白糖、水果糖、巧克力啥的堆积着，我却再也没有吃的欲望。

能具体谈谈那个时期的阅读感受吗？

夏天敏：在图书馆里架一张床，我没日没夜、兴奋而疯狂地读，正是那段时间阅读，使我的知识面大大拓宽。外国文学、古典文学、史学、哲学、美学、山川地理、民情风俗、异域风情、建筑风格，什么都看，以至于我对什么都不专，什么都知道点，成了杂家。当然更多的还是文学类书籍，古典文学、外国文学、近现代文学，苏联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等等，大量阅读，丰富了我的知识，拓展了我的视野，燃起了我的创作之光。

正是广泛的阅读才使您有了写作的动力——写作之初，有没有对您影响比较大的人？

夏天敏：上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尝试写作，写短篇、写花灯小戏，主要是以短篇为主。我在画画、写作上没进过大学，没有师承，都是自己摸索，属于野狐禅，完全凭感觉，没有理论支撑，其浅薄幼稚可想而知。当我听说地区文化局戏剧创作室需要人时，竟不知天高地厚，请已故的杨力先生转送两篇短篇小说给时任地区文化局领导的朱君和先生。朱君和先生是昭通地下党领导之一，学历高、知识渊博，在昆明求学时，时常聆听闻一多、李公朴、沈从文等大家的讲座，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发表在公开刊物和报纸上。我调到地区文化局后，对我关爱有加，帮我看稿，耳提面命，让我走上了正确的创作道路。

后来您的作品发表了吗？

夏天敏：我请杨力先生转送稿后，就不再关心这事，仍然一如既往地读书、画画。我心里其实是没抱一点希望的，知道自己学历低、功底浅，没发过作品、籍籍无名，只是凭胆子大瞎闯罢了。谁知，在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突然接到电话，让我去昭通，去朱君和先生家里，我心里忐忑，也不知啥事。朱先生神清气爽，蔼然可亲，一身的书卷气。他说你的作品我看了，写得稚嫩，写得浅，但有灵气，只要努力，会成功的。在地区文化局戏剧创作室，我的任务主要是写剧本，但我对剧本不感兴趣。

为什么不感兴趣？

夏天敏：我对戏剧没研究，也没在剧团呆过，写京剧吧，京剧博大精深，非要在剧团长期呆过，受其浸淫不能写。生旦净丑末、青衣、花旦、小丑、花脸啥的都分不清，怎么写？ 对传统戏起码熟悉几十出烂熟于心，对舞台非得熟悉得很才能写。汪曾祺先生能写，写得非常好，但世间只有汪曾祺，他是西南联大毕业，又是世家子弟，博古通今，没人能学得了。八个样板戏《沙家浜》最好，那唱词，通俗易懂，切合人物身份，生活气息极浓，至今仍然脍炙人口。我也找了很多戏剧方面的书来看，莎士比亚的、易卜生的、契诃夫的以及近现代的剧本，但看来看去终是不得要领。其实我更想写小说，小说限制少，从一个地方切入进去，天马行空，只要符合人物的行为逻辑，只要抓住人物形象发展的线条，只要能使人物形象生动丰满。就这样，我一边看戏剧的书，一边写小说，我也写了些小戏，只是不上心，多为敷衍之作。

写了小说，我就拿去给朱先生看，他很忙，但总会抽出时间看我那些非常稚嫩的文章，总会在星期天叫我去，耐心地给我讲小说的成败得失，使我受益匪浅。讲完小说，他总是神采飞扬地讲在昆明求学的往事，讲闻一多、李公朴、朱自清、沈从文、刘文典等的讲座和一些文坛轶事。记得那年汪曾祺先生的小说一下风靡文坛，我买了一本《晚饭花集》，也读了汪先生发表在其他刊物的文章，非常喜欢，也就模仿汪曾祺先生的风格写了小说，自己很满意。朱先生看完后对我说，汪曾祺的文章你是学不来的，即使有点像，也是皮毛，汪先生的文化小说，是非有深厚的学养，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的根基才行的，是浑然天成，自成一家，从里面散发出来的，所以还是要从根本上着手，多读书，使学养深厚方可为。朱先生的话使我深受教益，自此在打基础上加大力度，不急于求成，有深厚的学养浸润，自然水到渠成。

80年代西方文学思潮涌来，您也读了不少吧？

夏天敏：80年代初期，外国现代派风潮渐入中国，许多翻译作品成为大学校园和创作者的抢手书，我也找了一些来读，意识流、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象征、寓喻、抽象，各种理念，五花八门，叫人眼花缭乱，我忙着赶时髦，也写了一些所谓的现代派小说。朱先生对我说，现代派不是新鲜玩意，“五四”时期早已有之，搞写作还是要立足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创作的根基。这就像写书法，楷书写不好，就写行书、草书，是不会成功的。也像一个木匠，你连一块木板都推不平，一个榫眼都凿不好，就忙着什么古典家具、西洋家具、徽派、浙派，那就啥都弄不成。你还是认认真真地写好现实主义，在此基础上再融合各种风格、流派的元素，自然就成功了。

自此我记住了朱先生的话，一直坚持现实主义的写作。虽然也遭受了各种各样的嘲讽和冷落，认为写得土、不入潮流，不登大雅之堂，但我仍然不改初衷，朱先生说的以现实主义为主，兼容各种风格、各种流派我是做到了的，所以，我的小说不是传统意义的现实主义小说，是开放的，兼容并收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好大一对羊》里面就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同时运用了魔幻、隐喻、黑色幽默等元素的中篇小说，《飞来的村庄》《土里的鱼》等，依然如此。

在您的文学作品中，人性的美，人性的善良，人的正义感和悲悯之心总是占据主流。

夏天敏：我经历过很多磨练，厄运总是形影不离，但总有人伸出援助之手，使我渡过难关。我由衷地赞美人性之美，但人性总是复杂的，有善良就有邪恶，有悲悯就有凶残，有光明就有阴暗，总体来讲，生活里善良、同情、悲悯是主流。所以，尽管我遭遇过不少困苦，但心里总是心存善良，不为邪恶所浸染，在以后的几十年的日子里，能帮助别人就尽量帮助，以己之力，做一些好事，心存善良，心里温存。